所以搞到最后，杨红就怕跟周宁回老家，能拖就拖，能推就推。周宁说她是厌恶他的家乡，嫌他是乡下人，在他的亲戚朋友面前摆架子，存心让他丢脸。杨红说他一回老家就是烟酒牌，还拉扯来一大堆人情后门，害她违法乱纪。起先两个人都怕家人知道，所以就折中，哪个的老家都不去，就待在H市。吵到后来，就有点顾不上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。
有一次，周宁竟然丢下怀孕的杨红，一个人跑回老家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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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你那个样子，还在恨彼得啊？”特蕾西见杨红怔在那里，以为她还在为新东方的事生气，就笑着说，“难怪有人说无情才是真豪杰，原来仇恨就是力量。”特蕾西见杨红嘴张了张，好像要解释的样子，也不给她插嘴的机会，继续发挥自己的理论，“就因为你恨他，你对他才有免疫力。不像别的女孩，第一天就被他电倒，成了他的扇子。你知不知道那个萨曼莎？她可不是一般的扇子，可以称得上是铁扇公主级的。彼得到哪里开班，她就扇到哪里听课。上个月彼得去了美国，听说萨曼莎就扇到美国去了。”
杨红觉得特蕾西说的话，有点像托福听力考试的那些段落，那里面一个一个的词，似乎都不是生词，听的时候以为个个都听懂了，但回头来想整个段落的意思，却发现自己一点都没听懂。听力老师总说不要为了一两个词在那里流连忘返，你把一段话当作整体听完了，那一两个不懂的词在上下文里面，自然就好懂了。但对杨红来说，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关键词不懂，整个一段就全部泡汤了。
像特蕾西的这段话，“免疫力”是耳熟能详；“什么什么就是力量”更是个天天讲的句型；“无情才是真豪杰”，好像是鲁迅的名言，又好像不是。是不是无所谓，听得懂就是了。但就因为她不懂那个“扇子”什么的，这一段话就把她听得一头雾水，最后只记住了一点：朱彼得和萨曼莎到美国去了。
特蕾西谈兴正高，杨红也不好问她扇子的事，就由她去讲。
“你还记不记得彼得的开场白？超级幽默！”特蕾西一扭身从座位上站起，也不管前后的人都在看她，只管学着朱彼得的口气说：
“我叫彼得朱，你们可以叫我彼得朱，或朱彼得，或彼得，或朱。你们想叫我什么就叫什么。”
学到这里，特蕾西更来劲了：“叫我彼得朱的人——是崇洋媚外的人；叫我朱彼得的人——是土洋结合的人；叫我彼得的人——是我的至爱亲朋；叫我朱的人呢——哈哈，是喂猪的人。”
特蕾西学到这里，已笑得花枝乱颤。杨红也附和着笑，心里却想，看来我对朱彼得还真的有免疫力，他这番自我介绍，还真没把我电倒，而是把我气倒了。一个老师，站在讲台上不传授知识，却在那里油嘴滑舌，哗众取宠，如果是我院里的老师这么教书，早就受到警告了。
杨红最反感的是朱彼得的汉英混杂。她自己能讲好几种方言，但她从来不把两种方言夹杂在一起说，免得别人听了难受。她在学校跟同事和学生讲普通话，在家跟周宁讲H市话，回自己的老家跟父母讲家乡话，在周宁老家，她基本是打哑语，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嘛。等她到了美国，她当然就要讲英语，她就是为这才到新东方学听力和口语的。哪知这个朱彼得却把个英语和汉语混在一起，使她听得很难受。你说英文就说英文，说中文就说中文，知道你是在说哪国话，听的人心里也有个准备，知道把大脑里哪个字库打开。你一下中文，一下英文，别人刚刚顺着中文的思路开始走，你又换成英文了，别人又要忙不迭地换一条思路。
杨红恨朱彼得的中英混杂，就像恨周宁在她开车时老叫她换道一样。每次杨红开车，只要周宁在旁边，她就没有好日子过。好端端的一条道他不让你一口气开完，无端地就逼你换道。
“换左边去！左边去！”她刚换了道，惊魂未定，气还没喘匀，周宁又叫了，“右边！右边！见鬼。叫你换你不换，现在被人家超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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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不知道，彼得的杀伤力好大哟。”特蕾西夸张地说，“他往讲台上那么一站，把手往口袋里那么一插，那个性感甫士一下就把那些个妹妹电晕了。”特蕾西说着就学朱彼得把两手往屁股后头的口袋里一插，稍稍偏着个头，眯缝着眼，脸上似笑非笑。
杨红笑着说:“你学得还真像。”但她不明白，为什么这就能迷倒人呢？真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情人眼里出西施啊。同样一个朱彼得，杨红第一天看到的是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。他穿一件旧T恤，一条半短不长的裤子，惊心动魄地挂在胯骨上。裤子上有数不清的口袋，横七竖八地贴在那里。头发是湿漉漉的，像刚从澡盆里爬出来一样。后脑勺和两边的头发短得像周宁的寸头，但在前额上，却有长短不一的一撮儿，像被人踩过的麦田，东倒西歪，杂乱无章。走到教室门边时，他手里还有小半截烟，也不舍得丢，就一脚踏在门里，一脚踩在门外，深深地一吸，只见吞云，未见吐雾，就已经站到讲台上了。等他开口做自我介绍时，吸进去的烟才从他头上各个通风口里袅袅地飘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