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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人的第一次别扭就这么含含糊糊地过去了，周宁没道歉，杨红也不追问。但做饭洗碗的事仍然令杨红头疼，倒不是她一个人又做饭又洗碗有多么累，她也愿意相信周宁的懒只是从小形成的习惯，与爱不爱她无关。但别人见周宁不做饭不洗碗就会以为他不够爱老婆。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，你再自信，也难免怀疑你丈夫是不是真的爱你。人说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，又说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”，难道这些格言都是人瞎编出来的？
杨红也知道还有一句格言，叫做: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议论吧！”但她不要说做到这一点，她连读都读不好这句话。
上高中时，杨红的语文老师自恃普通话讲得好，能分清“z，c，s”和“zh，ch，sh”，对朗读特别重视。杨红有一次被叫起来朗读课文，其中就有这句格言。杨红看到有“自己”和“别人”这对反义词，就想当然地把重音放在这两个词上。但老师说她读得不对，像她那样读，让人感觉你还可以“走别人的路，让自己去议论”。老师说，这句话的重音应该是在“路”和“议论”上，才能显出你一心走路，不怕闲话的决心。杨红读了好多遍，都没读出老师要的效果。最后还一连三遍地读成：“走别人的路，让自己去议论吧！”
按弗洛伊德的说法，口误、笔误都是下意识的逼真反映。你误读成“走别人的路”，实际上是因为你潜意识里就想走别人的路。其实何止是潜意识，杨红的明意识里也是宁愿“走别人的路，让自己去议论”的。别人留长发，她就留长发；别人有刘海了，她也剪一把放在那里；别人不穿裙子的时候，她绝不率先穿裙子。总之，是宁停三分，不抢一秒，傻子过年看隔壁。虽然有时也觉得别人的做法不对，但也只在心里嘀咕几句，算是“议论”过了。
结婚买家具时，杨红本来不喜欢粉红、粉蓝的，但不知为什么，那段时间H市流行这两种颜色，杨红为别人着想，只好买了一套粉红的。后来同楼的人个个说好看，杨红也暗自庆幸，还是“走别人的路”好。她买的电视也是照当时的潮流，要买大的，虽然她的房间只有十平方米，但她还是买了一个29英寸的，在当时已经是大而无当了。看电视时因为离得太近，老觉得人物像打了格子一样。
对面毛姐家也是一个大电视，她丈夫老丁就对周宁说，不如你坐在我门前看你家的电视，我坐在你门前看我家的电视，隔着走廊和一间房，距离正好。杨红想，老丁也跟我一样，也只敢“让自己去议论”，买电视时，还是要“走别人的路”，买大的。
杨红从小就很敬畏这个“别人”。长大了，才知道这个“别人”其实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无形无状、无处不在、无孔不入、防不胜防的群体。考得不好？别人要笑话的。穿得太怪？别人会怎么说？杨红的一个表姐还告诉她，找不到男朋友，别人会说你“高不成，低不就”。别人这样说你，你的两个肩就会变得一边高、一边低，因为女人爱面子呀，“低不就”还扛得住，但扛着“高不成”的那边吃力太多，就会压得歪下去。表姐是北大毕业的，在北京工作，只有春节才回来，三十多了还没结婚，回来没人玩，就跟比她小很多的杨红玩。表姐总是说:“高不成？好像我癞蛤蟆吃天鹅肉没吃到一样，其实是我那片天空根本就没有天鹅！”
杨红知道自己是个“为别人活着”的人，过得再幸福，如果别人都认为她不幸福，她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幸福的。更何况是“爱不爱”这种很难找到客观衡量标准的东西呢？什么叫爱？什么叫不爱？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，你还在那里以为他爱你，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？就算你丈夫口口声声说爱你，他都可能并不爱你，更何况像周宁这样说都不说爱你的人呢？
所以杨红虽然宁愿自己做饭洗碗而不想为这些琐事与周宁发生争执，但因为住的是集体宿舍，不能不为群众着想，于是仍然天天逼着周宁洗碗。好在周宁有更远大的计划在心中酝酿，也不计较，每次都丢三落四地把碗洗了。杨红只要在别人眼里过得去就行，自己去收拾残局也无怨言。每当周宁洗碗时，杨红恨不得在走廊上吆喝一声:“嗨，都来看哪，我丈夫在洗碗哪，别又说我丈夫不疼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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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红虽然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宁可“走别人的路”，但在一件事情上却有很坚定的要走自己的路的决心，那就是“爱情”。其实如果把“别人”这个词的定义放宽一些，她还是在走别人的路，只不过这个“别人”不是生活中的张三李四，而是理想爱情中的王五赵六。
杨红不知道她的爱情观是从哪里来的，她没看过多少琼瑶式的小说，也没看过多少西方的浪漫电影或者中国古典式的爱情故事，也许都看过一些，但并没有在脑海中树立起一个鲜明的印象，不像现代的追星族，明确知道自己究竟是爱木村拓哉还是爱金城武。有人说每个少女都或多或少追过星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杨红追的，肯定是星光，而不是具体的星，是那些星们在电影电视中塑造出来的人物，而不是星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吃喝拉撒的肉身。
所以杨红不知道爱情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，但她往往直觉地知道爱情不应该是什么样的。有人为她介绍对象时，她马上就能想到：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有人追求她的时候，她一看那个人，就能立即作出结论，我爱的人不是这样的。但是如果有人问她：那你究竟要什么样的人呢？她就糊涂了，答不上来，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人。
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，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要这样的人，知道自己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，或者一个重大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，她们经常会说“就是他那一句话使我爱上了他”，或者更厉害的:“那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，从那时起……”杨红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，有时还强词夺理地想，说那些话的人，也不过是像那个笑话里面吃包子的傻子一样，花所有的钱买了一盘包子都没吃饱，后来问同桌的人讨了一个，才吃一半就吃饱了，遂后悔莫及：早知道半个包子就能吃饱，就不该买那一盘包子了，还可以把钱省下来。
杨红就不知道自己那一盘包子是从哪里买来的，而那半个包子也一直没吃到，所以就只在脑筋里面有些模模糊糊的爱情观，无法用言语来做个界定。她记得很小的时候，跟几个小女孩在一起玩，不知怎么说到长大了要跟谁结婚上头去了。
有一个小女孩大概怕被人抢了头牌，就率先说要跟毛主席结婚，其他的见毛主席已被人捷足先登了，就抢着说要跟雷锋、黄继光、董存瑞们结婚。杨红虽然年幼，但也觉得她们天真得可爱，幼稚得无知。毛主席都已经逝世了，就是死了，懂不懂？跟死了的人是不能结婚的。
杨红对毛主席逝世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刚发生不久。那天是星期四，下午不上课，老师政治学习，杨红在学校的操场上玩，等妈妈下班。突然就听见学校广播里放起哀乐来，杨红知道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逝世了，因为前一段时间周总理逝世，也是放这种音乐的。杨红就见学校的老师都从办公室跑出来，一边念念叨叨地说：毛主席去世了！一边就号啕大哭。杨红还不太清楚毛主席逝世的严重后果，有点哭不出来，但也捂住脸，怕别人看见她没哭会责备她，心里纳闷，妈妈不是说有一个高人测算过，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四十五岁吗？怎么提前就逝世了呢？
杨红就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个小女孩的错误，说你不能跟毛主席结婚的，毛主席已经死了。那个女孩认识到这一点，就很尴尬，脸也红了，很羡慕那几个抢到英雄人物的同伴。杨红倒不觉得那几个要跟英雄人物结婚的人有什么不对，充其量也就是眼界太高了。她不知道那几个英雄人物如今也跟毛主席一样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她只知道雷锋是殉职的，董存瑞是牺牲了的，黄继光是舍己为人的，都是英雄人物，永远都像照片上、画面上那么年轻，可能都住在什么大地方，也许就是北京，世界上还有比北京更大的地方么？
可能杨红的血液里天生就没有“追星”的因子，她从没想到过跟英雄人物结婚。她只觉得那些英雄人物住在北京，都大老远的，认都不认识自己，自己怎么会同他们结婚呢？如果他们就住在镇上，又走过来说喜欢自己，自己可能还会考虑考虑。
杨红想来想去，不知道自己要跟谁结婚，就突然想起以前看妈妈学校老师联欢时，有一个马老师，是个“摘帽右派”，曾经在台上拉过二胡，那音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不知为什么就把她听哭了。当时还就因为她哭了，就有老师起来说今天是个喜庆日子，拉这个做什么呢？那个马老师就尴尬地下去了，搞得杨红很不好意思，觉得是自己害了他。后来问妈妈，才知道马老师拉的是《江河水》，好像是说一个女的受了什么委屈，在一条江边哭泣的故事。杨红就想，难怪那么伤心。
杨红就对女伴们说：“我长大了要跟一个会拉琴的人结婚。”她觉得这个理想还比较现实，当然不是马老师，他那么大年纪了，肯定等不到我长大就死了。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老说马老师是“摘帽右派”，杨红看见他的时候，他都戴着一顶黄军帽，从来没摘过。女伴就问她，什么拉琴的？杨红就比划了一下，结果大家都说，还说什么拉琴的，原来是锯木头的。杨红觉得她们没听过那个音乐，不知道它的妙处，也懒得跟她们多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