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红觉得陈大龄那方面应该没有什么不正常，因为他脸虽然刮得光光的，但下巴青青的，如果留起胡子来应该是马克思一样的络腮胡子。他说话声音浑厚，带点喉音，一点也不娘娘腔。七楼的女人，仗着自己是结了婚的，都喜欢开玩笑地拍他一下，拧他一把。陈大龄一般都是一边笑着，一边就灵活地闪开了，脸上是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情。
杨红觉得陈大龄单身的原因应该是曲高和寡，因为他的一切都带着点曲高和寡的味道。棋下得好，所以没人跟他下；琴拉得好，可惜别人嫌他吵；对爱情要求太高，所以至今单身。他要等待的爱人，肯定是不同凡响的，肯定也是太出色了，出色到曲高和寡的程度了。两个曲高和寡的人凑在一起，就正好成了知音。我的曲子只有你听得懂，你的曲子只有我听得懂。
杨红自觉不自觉地就爱把陈大龄拿来跟周宁比。陈大龄比周宁高，比周宁白，鼻子高高的，眼窝深深的，很洋气，头发又浓又黑，即便刚洗了头，也是满头黑发，不像周宁那样，平时看着头发不少，一洗头就显得不多了。陈大龄的背是倒三角形的，肌肉结实，而周宁则是长方形的，有点瘦精精的。杨红想，陈大龄心目中的爱人应该也是貌若天仙，肯定也会拉琴的，只有那样才配得上他。
杨红一直想问问陈大龄那天清晨拉的是什么曲子，但都不好意思跑上门去同他谈话，怕别人误解，也怕陈大龄误解。
有一天晚上，到了陈大龄天天拉琴的时间，杨红没有听到陈大龄拉琴，正在纳闷时，听到有人敲她的门。她开了门，看见陈大龄站在门外，身上有些石灰水印，人很疲乏的样子。
“我想借你的煤气灶煮个面条，食堂关门了，快餐面也吃完了……”
杨红打断他的话:“你客气什么呀，本来就是你的煤气，你用就是了。”想了想，又说，“你不熟悉我油盐酱醋放在哪里，不如我帮你煮吧。”
陈大龄也不客气，说:“好，那就麻烦你了，装修房屋，搞得满身是石灰水，我先去洗个澡。”
杨红煮了面，顺手炒了一点榨菜肉丝，放在面上，双手端着一大碗面到隔壁陈大龄家去。她用脚踢踢门，听见陈大龄应道:“等一下！”
杨红被面碗烫得受不了，问:“还有多久？如果太久，我就端回去，等会儿再来。”
陈大龄应着:“来了来了！”猛地拉开门，杨红见他背心才穿到一半，肌肉结实的胸脯正对着自己，脸一红，手一抖，碗一歪，把面汤泼了一些在手上。陈大龄慌忙接过面碗，放在桌上，又跑到水房打了一些冷水来，叫杨红把手放在冷水里浸着，说:“过一会儿，擦些牙膏，就不会疼了。”
杨红把手放在水里浸了一会儿，又把陈大龄递过来的牙膏擦了一些，真的不疼了，就笑着说:“你还懂得这些婆婆经呀？”
陈大龄说:“上山下乡时从那些农村婆婆那里学来的，不过她们连牙膏都买不起的，只把手浸在水缸里。用牙膏是我摸索出来的。你坐呀，别站在那里。”
杨红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，听陈大龄讲他以前的经历。陈大龄讲一段，杨红就追问:“还有呢？”陈大龄忍不住笑着说:“你就像个孩子，听一个故事，就催着讲下一个。”
原来陈大龄的父母都是搞音乐的，父亲拉提琴，母亲弹钢琴。不过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父亲被赶到乡下去劳动改造，后来就死在那里。陈大龄从插队落户的地方考上大学，读完了就分在H大。弟弟陈勇也读的H大，现在在英文系教书。只不过弟弟已经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而陈大龄还是单身。
讲了一会儿，杨红问陈大龄:“你那天拉的那个怪好听的是个什么曲子呀？”
陈大龄自嘲地说:“我拉了好多曲子呢，我以为个个都好听，原来只一个好听啊？”
杨红脸一红，说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有一个特别好听的。”然后就把她自己听那个曲子时在心里幻画出来的景色描绘了一番。
陈大龄听着听着，突然把碗放下，说:“我拉几个，你告诉我是哪个。”说完就拿出提琴，调了弦，想了想，就先拉一个跟杨红的描绘不同的曲子。
杨红听了一会儿，觉得不像她上次听到的那首，就说:“好像不是这个。”
陈大龄说:“你要闭着眼听才行的，你看着我的脸，什么好音乐都变得难听了。”
杨红想反驳一下，但又不好意思夸奖他的外貌，就依他说的，闭上眼。陈大龄拉了另一首曲子，杨红一听就觉得是上次听到过的那首，不等他拉完，就睁开眼，说:“就是这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