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红想到自己跟周宁的爱情，不知道自己感受的算不算心动，无意当中，就说:“其实我小时候立志是嫁一个会拉琴的人。”说了这句，杨红突然觉得脸发烧，怕陈大龄误会到别处去了，赶快声明说:“那都是小时候瞎说的，其实周宁也算是一个拉琴的，只不过他现在不爱拉了。”
陈大龄就问周宁拉什么琴，听说是二胡，就说自己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，因为提琴是西洋乐器，学提琴怕别人说崇洋媚外。但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悲怆，一拉就恨不得哭，所以还是学了提琴。
陈大龄说:“也不知怎么的，就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愁苦，表现的是一种家里揭不开锅似的愁苦。而提琴呢，虽然也可以是哀伤的，但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，或者说是情感上的哀伤。也许这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有关。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哀伤，主要是爱的哀伤，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，就有很多是直接描写人们在生死线上的挣扎，没有那番经历，是很难体会那样的愁苦的。”
陈大龄就把他插队落户的故事讲给杨红听，说他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，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，而且也是精神上的，感情上的，因为贫穷落后跟愚昧无知是手挽着手的。那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，丈夫对妻子都是呼来唤去，非打即骂。女人想的也是“嫁汉，嫁汉，穿衣吃饭”。很多小女孩，连小学都不能去上。
杨红听着，就想起周宁的故乡周家冲，心想，跟他家乡那些打骂妻子的男人相比，周宁大概已经算是非常疼爱女人的了。杨红说:“有时真的很想为那些地方的人做点什么，特别是为那里的女人做点什么。”
陈大龄说:“那你可以参加讲师团啊。现在每个系都要抽出人来，组成讲师团，到乡下去宣讲党中央的精神，我也报了名。我倒不太懂党中央的精神，只想去那里教教书，教教琴，也算帮助那里的小孩子。不过H大很滑稽的，走的那天还要披红戴花，让全校师生在学府大道上夹道欢送，搞得我几乎不敢报名了。更滑稽的是，学校还分给我一室一厅的房子。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不分给我，我下乡去了，反而分给我。其实我这个人，住什么房子无所谓。在那样贫穷的地方待过，我现在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，过什么样的生活，都觉得很幸福。物质生活上我是典型的不求上进，满足于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”
杨红吃惊地问:“你分了一室一厅了？那你要搬走了？怎么你早没说？”连她自己都听出了自己声音中的惊讶，赶快住了口。
陈大龄微笑着，看了她一会儿，才轻声说:“我又不是搬出地球去，我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，就在五区，从这里的校门出去，沿着滨湖路，骑车不过十多分钟就到了。”
“那你要去讲师团多久？”
“去一年，如果愿意，待长点也不会有问题。”
杨红觉得心乱如麻，又怕他看出了她心里的不舍，慌忙告辞回家去了。
8
那天晚上周宁回来，杨红把陈大龄参加讲师团的事告诉了他，说:“我也想报名参加讲师团，我可以到你老家去教书。”
周宁说:“你别说起风就是雨了，你到那种地方去，过不了几天就会哭着要回来的。陈大龄也是吃饱了饭无事干，肯定是想分学校一室一厅的房子。”
杨红觉得周宁无缘无故地就不喜欢陈大龄，就说:“人家陈大龄才不是你说的那种小人，住什么房子他根本不在乎。”
周宁就呲地一笑:“他不在乎，那就别搬过去，怎么还装修得热火朝天的？总之他那人不太正常的。楼下小龚为了不去讲师团，专门出钱请医生给他开骨结核的证明。大刘呢，就赶快让他老婆怀孕了。只有陈大龄这样的人，癫癫狂狂的，才会想起跑那种地方去。像你这样没受过那种苦的人，说想去还可以理解。像我这种尝过那番苦的人，一旦逃离了那个地方，就再也不想回去了。陈大龄下过乡，那个罪还没有受够？真的搞不懂这种人。”
杨红说:“可是我总是要去的，听说年轻的，没下过乡的，都要轮着去的。”
周宁睁大了眼:“你也要去的？什么时候？你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过一个星期就坐汽车去看你？乡下的路，颠颠簸簸的，只怕是颠到了骨头都散架了，想做都做不动了。”
杨红觉得他想来想去，最后都落脚到“做”上去了，也就不再在周宁面前提讲师团的事了，今年自己是去不成了的，系里把课都排好了，以后再说吧。
杨红就在那里扳着指头，算陈大龄还能在H市待多久，一算就吓了一跳。如果九月初就走，那就只有十天左右了。想到这一点，杨红就觉得心里很难受，又很惶惑，我这是怎么啦？爱上陈大龄了？我是结了婚的女人，怎么可以爱上丈夫以外的男人呢？真的不能再跟陈大龄来往了，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
但她又忍不住想跟陈大龄来往，就在心里说，只是一般同事，一般朋友。他要下乡去了，我送点东西总是可以的吧？杨红就挖空心思，想送一件又实用又贴身的东西给陈大龄。最后就想到做一个被套给他，这样他洗了被子就不用缝，一装进去就可以用，而且又是天天要用的，还贴身。想到贴身，杨红又觉得脸红了，为什么我要送他贴身的东西？真是不可救药了。
鬼使神差地，杨红就跑到街上去买了布，回到家就裁好了，用缝纫机缝好，怕拉链会夹了陈大龄，还专门用了暗拉链，从里面拉上，这样就不会划破陈大龄的皮肤了。还剩了一些布，杨红就做成两个枕头套，又用另一个颜色的布剪成提琴和蝴蝶的图案，绣在枕头上。一切都做好了，就拿到陈大龄房间去，看他喜欢不喜欢。
陈大龄自然是赞不绝口，说杨红太费心了，又说提琴的颜色、蝴蝶的颜色与枕头的颜色深浅相配，绝了。说完就掏出钱来，一定要杨红收下。杨红把钱扔在桌上，说：“这是对你参加讲师团的鼓励，不收钱，连学校都要鼓励你的嘛。”
陈大龄就一再坚持，说：“学校鼓励是学校鼓励，你刚参加工作，钱也不多，我工作时间长了，比你宽裕，心意我领了，钱是一定要给的。”说着，就抓住杨红的手，把钱硬塞在她手里，又把她的手握拢，不让她把钱丢桌上。
杨红被他抓着手，突然涌起一股冲动，好想贴在那个胸膛上，闭上眼睛，就贴那么一会儿。但她只是傻傻地站在那里，像被人使了定身法一样，心里乱糟糟地想，以前就觉得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，一种是他碰你一下，你就恨不得冲十遍澡，甚至把他碰过的那块挖掉；另一种是如果他碰你，你不会反感，因为他是你的男朋友或者丈夫，他碰你是合理合法、天经地义的。现在看来还有第三种男人，就是你看到他，明知你不该碰他，他也不敢碰你，但你就是渴望被他抱在怀里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