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飞版方孝孺！
皇帝杀人，常常有“株连九族”之说。所谓“九族”，一般指的是“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二”。其中“父族四”指：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儿子；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；出嫁的姐妹及外甥；出嫁的女儿及外孙。“母族三”指：外祖父一家；外祖母的娘家；姨母及其儿子。“妻族二”指：岳父的一家；岳母的娘家。“株连九族”，已经是相当恐怖了，然而，方孝孺却遭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“十族”之诛。即在宗亲九族之外加上门生故旧，牵连者不计其数！方孝孺到底犯了什么罪，竟至于要遭此“十族”之诛呢？“正学先生”方孝孺（1357—1402），字希直，浙江宁海人。明代大臣，也是著名学者和散文家。洪武九年（1376），二十岁的方孝孺拿着自己写的谈立身之道的文章《杂诫》来到宋濂那里，拜宋濂为师。宋濂好多年都未见过这样好的文章了，很高兴地把方孝孺纳为弟子。相传，一次太祖朱元璋设宴，宋濂出席，太祖命宋濂作一篇《灵芝甘露论》，限明晨交卷。宋濂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方孝孺后，自己因宴中饮酒过多，一觉睡到天明才醒。准备上朝了，宋濂才想起作《灵芝甘露论》的事，大惊失色。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对宋濂说：“老师不必惊慌，我已代师写成一篇，未知可否？请老师定稿。”宋濂看后十分满意，未作修改，便直接上呈太祖。太祖看后，觉得此文与宋濂的文风不同，问道：“这是学士的手笔吗？”宋濂只好如实说：“这是我门生方孝孺的手笔。”太祖听后很高兴，说：“此生良胜汝。”方孝孺在宋濂门下度过了三年时光，使他终生受益匪浅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，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，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，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。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，学问深厚，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，志存教化，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。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，不如不用，只是对皇太子说：“这是一个有才华的正直之士，但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，让他历练得更加成熟一些，将来好辅佐你。”于是厚礼相待，送他归乡。后来，方孝孺受仇家陷构，被牵连到一场官司里，一并拘押到了京城。朱元璋在案卷里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，叫人马上放了他。不过，对于方孝孺而言，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，实在是件憾事。此后十年，他隐居在家，一心著书立说，过着清苦的生活。著有《周易考次》、《宋史要言》、《文统》等多部作品，还写了大量的诗歌。直到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，经人再次推荐，朱元璋才让他担任汉中府学教授，成了个刚刚入流的九品学官。蜀献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，他早就听说过方孝孺的人品和学识，就礼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师，非常敬重他，把方孝孺的读书之庐命名为“正学”，方孝孺因而被后人称为“正学先生”。削藩的后果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朱元璋去世时，儿子早死，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，是为建文帝。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，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，确定新年号为“建文”，与祖父的“洪武”年号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。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为他储备的“干部”投入使用。“秋七月，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”，方孝孺终于从那个摆满了儒学经典的“正学”书斋，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。次年，又升任为侍讲学士，成了建文帝的近臣。据《明通鉴》记载，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，便立即召方孝孺讲解；临朝议事，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；纂修《太祖实录》等史籍，也任命方孝孺为总裁；当时朝廷的诏书、檄文，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。建文帝对方孝孺非常倚重，君臣关系十分融洽。此时，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权交给了两个书呆子：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。他们急于求成，在建文元年（1399）新皇权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之前，就开始走了一步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最为险恶的棋——削藩。朱元璋在位期间，为御侮防患，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。藩王各拥重兵，坐镇一方。明朝初年，藩王们为强化朱氏王朝的绝对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但随着洪武时代的结束，这种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了。齐泰、黄子澄等人的初衷应该说是对的，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王朝的实力。开始的“削藩”进行得还比较顺利，周、代、岷、湘、齐等藩王先后被削夺，“湘王自焚，余皆废为庶人”。但进一步想削夺其中势力最大的藩王——燕王朱棣时，大麻烦出现了。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誓师“靖难”，挥军南下京师。在靖难之变中，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。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。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，都被方孝孺识破，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，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。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，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。遗憾的是，前方战况不佳。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。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，将久经沙场的元勋宿将几乎斩杀殆尽，现在，上自文弱的建文帝，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，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。朱棣出兵时，他最倚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他说：“臣有所托。”朱棣问：“何为？”姚广孝答道：“南有方孝孺者，素有学行，城破之日，必不降附，幸勿杀之。杀孝孺，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！”朱棣颔首答应。人间惨剧朱棣占领南京后，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。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，朱棣没有杀他，而是将他投入狱中。其实，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来收揽人心，所以燕军攻破南京后，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，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，方孝孺坚决不从。朱棣又派孝孺的学生廖镛、廖铭二人前去劝说，反被孝孺痛斥一顿。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，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，悲恸而极，哭声响彻大殿。朱棣亲自从御榻上走下来劝他说：“方先生不必自苦，我不过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。”这里说的“成王”，指的是建文帝。“那么成王呢？”方孝孺问。“他自己自焚而死了。”“何不立成王之子？”“国赖长君。”朱棣有些窘了。所谓“成王之子”，是指建文帝的二子。长子名文奎，年方七岁，城陷后不知所终，大概是焚宫之时，烧得尸骨无存了。次子尚只两岁，名文圭，后被朱棣幽禁于中都广安宫，号为“建庶人”，前后历五帝，共五十五年，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，到英宗复辟后被释放时，形同白痴，连猪犬都不认得。方孝孺反驳道：“何不立成王之弟？”驳得朱棣哑口无言，只好说：“这是我的家事。”接着，他叫左右拿笔墨来，坚决地说：“诏告天下，非先生来写不可！”孝孺接过笔，写上“燕贼篡位”几个字后，随即掷笔于地，且哭且骂：“死就死！诏书绝不能写。”朱棣勃然变色，提出警告：“你难道不怕灭九族？”“灭十族又如何？”“好！”朱棣恶狠狠地说，“我就灭你的十族。”于是，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，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，以及他的学生，算作十族，押解至京。在当年的六月二十五日，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，就在南京的聚宝门，当着方孝孺的面，朱棣将“十族”一个一个地杀戮。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方孝孺，是否回心转意。当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牵连，就要被砍头时，深感痛心，泪流满面。方孝孺兄弟三人，感情很好。哥哥方孝闻早在方孝孺任职汉中府的时候，就已病逝。方孝孺听到丧讯，悲伤了很久。而今，弟弟又遭此劫难，方孝孺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。他的弟弟孝友却丝毫没有责怪他，反而在死前劝慰其兄，作诗道：阿兄何必泪潸潸，取义成仁在此间。华表柱头千载后，旅魂依旧到家山。诛方孝孺十族，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，行刑七日方止。临到最后杀方孝孺时，方孝孺谩骂不止。朱棣先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，并割下舌头，随后处以凌迟之刑。死前，年仅四十六岁的方孝孺器宇轩昂，作《绝命词》一首。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？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；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？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！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：“嗟乎！暴秦之法，罪止三族；强汉之律，不过五宗……世谓天道好还，而人命至重，遂可灭绝至此乎！”舍生取义，还是愚忠？有明以来，人们都认为方孝孺以一介书生，忠贞不屈，在残酷的屠戮面前无所畏惧，坦然走向死亡，是读书人的楷模。然而，近来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其一，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？方孝孺舍生取义，才留下千古英名；如果他一念之差写了诏书，难道就会遗臭万年吗？就算方孝孺接着为成祖做事，也算不上失节，因为他不是投靠了异族或敌国，就连服务对象的姓氏都没有改变，就像成祖所说的这是他的“家事”。魏征在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前，是辅佐太子李建成的，也就是太宗的对立面；李建成被杀，李世民即位后他转而为李世民出谋划策，为“贞观之治”做出重要贡献，成为闻名后世的一代良相。他死后，李世民十分悲哀并感慨地说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；今魏征殂逝，遂亡一镜矣。”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，像魏征一样辅佐新主，建立不世之功勋。唐代以后谁笑话过魏征？谁也没笑话过，赞美之词倒是不少。为了朱家的“家事”而慷慨献身，值得吗？其二，方孝孺应该怎样去死？是的，民族是要有精神的，做人也要有是非观、有骨气。我们赞美那些因坚持真理、维护信仰而视死如归的铮铮铁汉，也赞美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，为国家、为民族英勇捐躯的民族英雄。即使方孝孺先生选择了“忠臣不事二主”的儒家正统观念，也仍然值得我们尊重。翻开史书，为信仰献身之人不胜枚举。前有魏晋时之嵇康，面对司马集团的屠刀，谈笑从容，作广陵绝响；后有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，狱中题壁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都留下了悲壮的佳话。当金川门破之日，方孝孺先生面临三条选择：降，逃，死。“降”，方先生是不屑的。“逃”，不失为一种进退自如的选择。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？连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，你为何不逃呢？你逃了，对姚广孝有过承诺的朱棣也不会穷追猛赶。时势不利，你可以隐居深山，结草为庐，诵经课徒，兀兀穷年。渴了，有山泉清露；饥了，可采芹采蕨。一旦时机好转，方先生振臂一呼，定然是四海云集，说不定还可以为苦命的“建庶人”挣得一片天下。仔细掂量，逃是一个智者在当时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，可惜的是，方先生不是智者。方先生心存大忠，却无大智，这就铸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剧。方先生选择了“死”，决心以身殉难，这仍然值得我们尊重，但我们并不赞成方先生的这种死法。方先生可以阖门不出，顶礼焚香，自刭于家；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，仰天长啸，自沉于水；方先生甚至还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现于金銮宝殿，义正词严宣布自己的主张后，触阶或触柱自杀而亡。朱棣对方孝孺“城破之日，必不降附”早有思想准备，因而对他的这几种自杀方式不会感到意外，也就不会引发怒火万丈，逆鳞喷血，更不会导演出“灭三族”、“灭九族”，乃至“灭十族”的悲剧。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。说不定，朱棣为了讨好士人，安抚满朝文武，借重方孝孺的威望，对他的死来一个假惺惺的欷歔不已，给他一个旌表，给他的家属以应有的安抚——类似的例子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。这样，方先生保持了名节，子孙也享受到了余荫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即使朱棣穷凶极恶，继续施逞淫威，仍然是“三族”、“九族”地杀将下去，那么，后世史家更可以认识朱棣的残暴本质，而不会拿方先生来说事了。其三，方孝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死法？严格地说，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设计的：他决心用一场轰轰烈烈的死来成就自己的名节。登殿，“披麻戴孝”，“哭声响彻大殿”；问答，针尖对麦芒，反宾为主，步步紧逼；写诏，大书“燕贼篡位”，然后“掷笔于地”。逼得朱棣不得不脱下礼贤下士的伪装，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。当勃然大怒的朱棣用“灭九族”进行威胁时，方孝孺竟说：“灭十族又如何？”慷慨激昂，掷地有声。可叹的是，这已经是“慷”他人之“慨”了，方先生决心为自己的主子殉葬，又何必搭上这八百七十三条无辜的生命呢？明朝钱士升在《皇明表忠记》中就指责方孝孺说：“孝孺十族之诛，有以激之也。愈激愈杀，愈杀愈激，至于断舌碎骨，湛宗燔墓而不顾。”一个“激”字，点明了方孝孺的心机，唯恐其不怒，唯恐其不杀，唯恐其杀之不多；杀得越多，就越能彰显朱棣的罪恶，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节。于是，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“闹剧”开始了血淋淋的演出：一个是要无限张扬自己权威的杀人狂，一个是想无限抬升自己名节的偏执狂。两强相遇，小民遭殃。杀！杀！杀！只杀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，当一个个活生生的人——亲戚，朋友，门生，故旧，认得的，不认得的，昂首挺胸的，浑身颤抖的，乃至于妇幼婴儿……牵引到方先生面前就戮的时候，当一具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如小山般堆积在方先生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居然无动于衷，面不改色心不跳。一个敢杀，一个能忍，视生命如草芥！怎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癫狂的现象呢？有人说：这是两个疯子，“精神变态，心理疯狂”。而方孝孺，则“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、泯灭了人性的腐儒”。方先生的名节总算是成就了，但这个用八百七十三条血肉之躯垫抬起来的名节里，掺和了太多的血污！呜呼，哀哉！ {: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:} 好文章{:soso_e179:}多次见到木木的好文采 {:soso_e139:} 好人不长命。 {:soso_e153:} “逃”，不失为一种进退自如的选择。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？连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，你为何不逃呢？你逃了，对姚广孝有过承诺的朱棣也不会穷追猛赶。时势不利，你可以隐居深山，结草为庐，诵经课徒，兀兀穷年。渴了，有山泉清露；饥了，可采芹采蕨。一旦时机好转，方先生振臂一呼，定然是四海云集，说不定还可以为苦命的“建庶人”挣得一片天下。仔细掂量，逃是一个智者在当时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，可惜的是，方先生不是智者。
方先生心存大忠，却无大智，这就铸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剧。
{:soso_e127:}此是败笔。铁骨铮铮，铮铮铁骨，何来奴性。这是儒家的气节。 而方孝孺，则“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、泯灭了人性的腐儒”。
{:soso_e109:}一代大儒，竟被你说成腐儒。我呸。 对文不对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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